今年的会议主题是New Geopolitics.熟悉国际关系的人绝对不会不知道geopolitics（地缘政治学）代表着什么意思．事实上，整个20世纪国际关系学里面最重要的领域恰恰就是地缘政治学．试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波兰和苏联和德国接壤，希特勒也不会决定入侵波兰的，张伯伦也不会顶着把盟友置于灭顶之灾的危险放任希特勒向东扩张，斯大林也不会和希特勒草签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来换取时间；如果台湾不是中国大陆面向太平洋最重要的门户，美国也不会把台湾包括在第一岛链之中，也不会执意要卖远程预警雷达并安装在台湾，更不用提多少代的解放军将领渴望收回台湾的愿望．正如两年前所设想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正在蚕食维系目前国际关系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根基，加上地区性大国的崛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正在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调整。而如何在这种调整的过程中建立一个使各方都能接受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是这种New Geopolitics，则是这场会议举行的最主要的目的。

会议一直在台上的演讲问答和台下的私下交谈这种交叉中进行，所以除了在台上获得你希望得到的学术答案之外，剩下来的可能也就是台下永不停止的social networking（姑且把它叫作拉关系）活动。而这拉关系里，最常见的莫过于相互递名片的过程了。对于这段经历，我觉得Economist常驻美国的一个correspondent说得很幽默：glad-handing people you will never meet again。不过就算如此，和一众senior大谈中国问题的感觉也会让你有少许的成就感。而今年列席会议的中国人只有五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台湾）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日内瓦国际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客座教授相蓝欣；香港特区第一任首席司法官，国际法协会香港分会会长，资深大律师冯华健；而我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四个人里面，杨念祖最亲和（也许是因为杨健老师的关系），郭宪纲也有几面之缘，相蓝欣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最后还是拜托Naoko美女John Hopkins的关系才拉上线的），而冯华健就更难见到了。

在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中，如果不尝试去认识一些重量级的人物，那只能证明你不配拥有这张入场券。前面的四个中国人自然就不用说了，但他们只是冰山一角。譬如，开幕晚宴坐我左边的Dieter Farwick，这个退休的德国老将军和我有一段关于民主制度的对话，让我觉得西方世界还有一些对民主制度有清晰认识的人物。还有把Naoko美女（一会儿再介绍）带过来的Colonel Denny Lane，这个来自美国国务院防扩散和裁军处的和蔼老头，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人。我曾尝试在他口中探听克林顿突访朝鲜的真正目的，但未果。更多的时候，他在对话中处于聆听的状态，而真正发言的时间很少。新西兰军事学院的Peter Greener则是在最后的午餐中碰到的，一见面就说"I've been looking for you"。也是，作为仅有的两个来自新西兰的出席者，我们有太多共同的话题，当然也少不了NZIIA事务还有杨健的行程。而Bernard Jeanty就更是热情，这个瑞士军队的军控和裁军政策主任似乎对我关于亚洲的知识非常感兴趣，并不厌其烦的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众同僚。而Ashish Bhatt，这个私人防务公司的印度主任，总是叫我别给他提起商务旅行恶梦般的疲于奔命。不过最可惜的，是没有直接和Dr Zbigniew Brzezinski，这个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对上一段话，自然也无法知道和最高水平人士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而女性这个话题似乎走到哪里都不能免俗，即使是在如此高级的会议。当我以开幕晚宴倒数一分钟到场的方式来到大厅时，发现留给我的座位已经没有几个了，于是随便挑了一桌有几个亚洲人的一围坐下，而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和全场唯一一个亚洲女人相互认识的开端。我左边坐一个老资格的德国情报人员，在晚宴的大半时间里我和他大谈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缺点之后，他借故去找其他人，也开始让我留意到坐他左边的这个叫Naoko的日本女人。前共同社驻北京记者，John Hopkins在读master in public polic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这些职业背景以及在这种场合下出现的一种意识让我把Dr Zbigniew Brzezinski在keynote address言论"China's rise peacfully, while selfishly"变成我们耍学术太极的绝佳话题。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和这样的女性对话其实一种非常享受的挑战，不仅因为她的公关造型让你无法抗拒，而且由于她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记者经验，你在尽情欣赏她外在美的同时不能给她留下任何语言和逻辑上的破绽。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我们互留了电话姓名。

在被男性包围的会议环境中出现一个美丽的女人让你觉得赏心悦目固然是件愉快的事，但这绝不是我来这次会议所关注的。与我想象中相近，尽管西方社会已经意识到世界格局的改变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充分的意识到发生在亚太地区的政治事件会对未来世界政治版图产生如何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对正在形成的亚洲政治舞台施加足够的影响以维持他们在世界政治舞台的领导地位。而这正是我奔着这次主题—New Geopolitics—的原因之一：观察这种地缘政治变动的趋势以及未来trans-atlantic系统的相应反应能力。固然，现在西方国家系统中，做决策的人和提供决策选择的人是相对分离的，但由于这种决策层的人不可避免的要回应来自底层民众的呼声以及利益代表的要求，他们自己是不可能在50%以上的问题上作出最明智(rational)的决定，因此提供决策选择的人的判断就变得很重要了。这次出席GSR的人，大部分都属于后者。可是我和他们交谈中，很明显的感到这么一个事实：尽管美国保持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亚太研究成果，但他们的欧洲同僚却连个像样的概念都没有。以至于围绕我谈中国问题的许多国际安全领域的资深欧洲人，在问起亚洲问题时，更像是一堆刚入门的新人。几个月前看到一篇文章，说到专门研究现代亚洲社会，包括研究当代中国的欧洲研究中心，加起来还不到十个。虽然文章也写到这类中心的缺乏并没有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在寻求可靠信息的来源上遇到多少麻烦，但这种资源的稀缺却绝对会造成信息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进而使政策的执行由于公众的不理解而遭遇强大的阻力。欧盟的对华军贸禁令的解除和接见达赖的问题就是最好的明证。

而对于拥有全球最庞大亚洲研究基金和最丰富亚洲研究文献的美国来说，却也好不了多少。回到家中后，我从桌面上厚厚的一堆未拆封的刊物包裹中，拿出最新的《世界军事》。有篇关于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文章，里面把美国的全球布局概括为M字型（M的两只脚分别由非洲和拉丁美洲支撑，而中间的V型则是以马六甲海峡为底部,向巴尔干和阿拉斯加两个方向延伸的区域），而这个字母M是画在一幅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之上。美国的这种部署并非什么新鲜事，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加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军事和政治部署，以谋求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的世纪。但两个问题一直在掣肘着这种部署的实施。诚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优秀的智库和研究人员，但再多的智囊也只能服务一个总统和不同部门的一个部长，而这些个人物又挣扎于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妥协之中，很难说这些个决策者能够完全站在国家的出发点上来考虑这些专业意见并作出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决策。如果说欧洲政府的战略规划的最大阻力来源于国内民众的不理解，那么美国战略规划的最麻烦地方则是策划部署的过程。与此同时，美国的对手们正在以越来越快的学习速度增强综合抗衡能力。由于地区冲突不再被两极对抗的局面所压制，同时美国也希望借力量调整的空档对全球重要地区进行更广泛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则必然会导致和地区势力的进一步冲突，从而使局面朝向更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当然，一些地区会因为介入力度和抵抗力量的悬殊对比而暂时趋于平缓，譬如波黑地区；但更多的地区则经历持续的不稳定而走向另一种极端，譬如索马里和阿富汗。诚如达尔文的理论，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一定最能适应环境。而在这类的反制力量越来越多的同时，美国面对这种挑战的能力却面临持续的减弱，以至于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借鉴Joseph Nye的巧实力理论(smart power)这套组合拳来应付局面。的确，GSR主席Dr. John Chipman所说的"coalition of the relevance"是smart power理论下的一张不二价的王牌，可这张王牌并不是无条件的发挥作用，它要求美国首先放下大国的身段来换取真诚，有深度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喊几句口号，只有这样，美国才有可能争取到几乎是唯一的机会重新稳固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目前美国依然不具备使用这张王牌的资格，依然霸气十足的华尔街，依然我行我素的军方，依然颐指气使的国会山庄，只会使美国在长河岁月中慢慢的消耗掉自己原有的优势实力，等到它终于鼓起勇气直面自身弱点而痛下决心换血时，那些已经崛起多时的大国是不会给美国这样一个机会的。当这些国家对自己对抗美国的实力感到信心十足时，就应该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发起的时候了。

PS:送上一句非常经典的外交辞令,是卡特总统对于一个对他的介绍的回应: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 introduction. Of all the introductions I had ever heard, this one was...the most recent.